惨痛的教训：白雀园大肃反

大别山北麓有一条发源于新县小界岭北侧的白露河（古称“白鹭河”），光山县白雀园镇就座落在这条白露河上游的西侧，它南依降龙山，街市沿河伸展，交通便利，素为连接光山、新县、商城、潢川四县商贸的重镇，是联系豫东南、鄂东北、皖西北的交通要衢。土地革命时期，这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重镇之一。 1930年秋，鄂豫皖省苏经济公社就设在这里， 1931年 3月又在这里设立了白雀园市，成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的三个直辖市之一。

1931 年，以王明为首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独揽中央领导大权之后，机械地照搬苏共党内斗争的错误“经验”，教条地将苏联愈演愈烈的肃反扩大化引到中国共产党内，对党内抵制其错误倾向和不同意见的同志，统统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，混淆思想认识分歧与敌我斗争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动辄即扣上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富农路线”、“调和主义”等大帽子，加以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。

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，把王明的“左”倾肃反政策和他排除异己的个人野心结合起来，利用“投毒案”和“离间信”两个问题发难，采取“逼、供、信”的手段，捕风捉影地“清洗内部”所谓的“改组派”、“ AB团”、“第三党”，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肃反，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，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。

1931 年 9月 13日 ，陈昌浩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后，一边奉张国焘之命即刻捕杀了数十名所谓的“反革命”，一边调动红四军部队聚集于光山县东南的白雀园及其周围的砖桥、何凤桥、泼河、余集一带。红四军部队刚刚移驻到这里，张国焘便骑马从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匆匆赶至白雀园，杀气腾腾地亲自主持大肃反，“全力肃清红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红军”。千古奇冤、惨卒难书的白雀园大肃反由此开始。

在白雀园大肃反中，捕杀从红四军的高级干部开始。从 9月 13日至 11月中旬，先后以所谓的“改组派”、“第三党”、“ AB团”等“莫须有”罪名而捕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：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，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、副师长肖方、政治部主任熊受暄，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、参谋主任柯柏元，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、政治委员罗炳刚，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、政治委员李奚石，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、政治委员封俊，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，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、王长先，政治委员袁皋甫，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，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，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，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，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，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，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，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，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。

老红军肖永正回忆说：“当时，我在白雀园，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肃反。先是整军、师、团、营级的干部，而后波及到连、排、班……，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，如不死于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，晚上就捉回来搞肃反，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‘审查’，通宵地进行逼供，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‘ AB团’、‘ 第三党’、‘ 改组派’，是‘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’。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、是那还不行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，特别是有哪些干部是‘同党’。如果不承认，又不证明，那要动刑，轻则跪板凳，重则灌辣椒水，坐老虎凳。很多人被传呼走了，就再也不见回来。天黑被传呼走，天不亮就被杀在白雀园的荒郊。”

张国焘在白雀园大肃反中的狂杀滥捕，使红四军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含冤倒在九泉之下。据不完全统计：在被杀害的红军将士中，有军级干部 17人，师级干部 35人，团级干部 44人，营、连级干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级干部的三分之一。 1931年 11月 20日，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：“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，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、六百人。”

在白雀园对红四军进行肃反之后，张国焘又在鄂豫皖苏区各地党政机关、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开展肃反，先后被错杀的党、政、群干部人数达三四千人！在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，根据地的早期著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，其中有：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，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，原鄂东特委书记、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，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、红四军警卫团长戴克敏，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、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，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，原红一军政治委员、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，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、红十师师长陈奇，原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，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、麻城县武装总指挥、群众领袖王宏学，原罗山独立团团长、鄂豫边特委委员、群众领袖郑新民。甚至连红四军军长徐向前也不肯放过，为了整他的“村料”，背着徐向前逮捕了他的爱人程训宣，审讯得不到所需要的证词，就瞒着徐向前将她杀害。

徐向前、倪志亮在《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》中悲痛的追忆到：“在这次大肃反中，红四军的各级干部，除少数幸免者外，几乎被一网打尽了。”“许许多多的苏维埃和红军的创造者，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，竟被以反革命的罪名 —— 改组派、 AB团、第三党而肃掉了，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的骨干含冤地下而莫伸，其惨痛真令人不能卒书，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”。